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然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尤其在中考时，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上普高难，导致中考竞争激烈.

　　可事实是，2020年，我国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744万人，比2000年普通高中招生4769万人，足足多了近400万学生.可为何家长还不满呢？就是因为家长对孩子上中职有着“恐慌”情绪，而这一“恐慌”情绪，是与学校教师不断灌输、以及社会不断渲染有关!人才分层奠定职教普教，资源配置决定民办定位职教主要包括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者赛道更多元！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其中职业学历教育分为初、中、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为非学历性，旨在培养和提高劳动者从事各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目前市场上职业培训类别主要包括公务员考*培训、事业单位招录培训、教师招录考*培训、金融会计培训、IT专业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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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职普分类发展，职教占比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2019届学生的升学路径为例，2016年1429万初中毕业生中809万人（56%）分流至普通高中而535万人（38%）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3年后的2019年1287万人从中等学历教育毕业，431万（34%）进入大学本科，484万人（38%）分流至职教！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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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应当是更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但是，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职院校不安于定位，纷纷想提高办学层次，办综合性院校。除了高考时，地方政府用重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刺激社会的名校情结、歧视高职教育之外，就是评价高职、地方本科办学，近年来盛行升学率指标，如以考研率评价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以专升本率评价高职办学，这种评价导向，与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背离的!

　　1高考奠定人才分层基础，职普分流匹配产业需求高考实现人群的自然的筛选和分层，形成普教和职教自然的区分.陕西、广东、山东和辽宁等高考大省的一分一段分布占比均呈现正态分布，说明高考的筛选制度有效地将学生按照学术水平高低进行分层，实现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中游学生居多导致有限的本科院校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学生的教育需求必将由职业教育承接.高考制度的分层，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匹配成本，在人才到产业的嫁接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