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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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学院

　　每所学校都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结构？升学政绩观，是制造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乱像的重要根源!可以说，不扭转升学政绩观，我国的教育生态就会扭曲，既要办中职、高职，又歧视中职、高职，这怎么能办让每个学生人人有出彩机会的教育？怎么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普及化时代，升学政绩观必须扭转了!去年，***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

　　1高考奠定人才分层基础，职普分流匹配产业需求高考实现人群的自然的筛选和分层，形成普教和职教自然的区分。陕西、广东、山东和辽宁等高考大省的一分一段分布占比均呈现正态分布，说明高考的筛选制度有效地将学生按照学术水平高低进行分层，实现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中游学生居多导致有限的本科院校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学生的教育需求必将由职业教育承接！高考制度的分层，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匹配成本，在人才到产业的嫁接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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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可事实是，2020年，我国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744万人，比2000年普通高中招生4769万人，足足多了近400万学生！可为何家长还不满呢？就是因为家长对孩子上中职有着“恐慌”情绪，而这一“恐慌”情绪，是与学校教师不断灌输、以及社会不断渲染有关。人才分层奠定职教普教，资源配置决定民办定位职教主要包括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者赛道更多元.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其中职业学历教育分为初、中、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为非学历性，旨在培养和提高劳动者从事各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目前市场上职业培训类别主要包括公务员考*培训、事业单位招录培训、教师招录考*培训、金融会计培训、IT专业培训等.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