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荷兰海关的命令！荷兰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的创始成员方。我国于1992年也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对于A，荷兰海关也将其作为VC并归为2936品目，而未归入2940品目。这一现象说明，根据为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所全部接受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将A归入2940品目是有争议的、是不明确的！2、从纯粹的归类技术层面说，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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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辩护要点在上述办案思路的指引下，主办律师采取了如下辩护策略，以论证D公司的行为没有违法，更不构成犯嘴。《归类问答》、海关总署网站上的信息、《缴税通知》都不是D公司进行归类的法定依据.1、《归类问答》是海关系统内部的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不是商品归类的法定依据.本案中2007年7月P海关电话告知D公司的货运公司的报关代理，《归类问答》已经出来了但不能发给D公司。这一行为显示海关工作人员将《归类问答》作为海关的内部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归类问答》仅是海关系统内部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

　　第二，深入研究商品归类规则！本案是一起以商品归类为缘由而起的刑事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相比，该类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涉及到化学、商品分类等多种专业知识，不仅要考虑我国海关的商品归类依据，也要参考其他国家对商品归类上的习惯做法!因此，处理本案的关键点便是能够在法律分析的层面上做到和海关可以平等对话。本案中主办律师通过阐述在海关发布正式公告前争议商品确属“归类不明”的商品，不具备正确归类的可能，从而可以证明当事人并无“正确归类”的法定义务!

　　D公司据此办理了补税！2007年6月，D公司根据供应商要求开始在T市进口A产品，仍旧沿用了税号2936.2007年8月之后也并未更改。2008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第76号公告正式对外公布，明确A的商品税号为2940.同时明确决定在公布发布之日起执行!2008年11月初，D公司向T海关申报进口的A货物申报税号仍为2936。该批货物随即被T海关扣押。2009年1月5日，S海关（T海关的上级主管海关）以涉嫌构成公司走斯普通货物罪对D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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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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