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此案历经撤案、移送、一审、撤诉等环节，结果D公司及有关涉案人员均未留下刑事或行政处罚的记录!二、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得到货代通知总署归类决定税号为2940，并依海关出具的专用缴款通知书按税号2940补税后，D公司有无将涉案产品A归入2940品目的法律义务.三、律师评析（一）办案思路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办律师认为主要的办案思路有以下两个方面：先从海关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找突破口.本案中的一个关键执法依据是《归类问答》，即广东归类分中心制作的非公开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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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荷兰海关的命令！荷兰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的创始成员方!我国于1992年也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对于A，荷兰海关也将其作为VC并归为2936品目，而未归入2940品目！这一现象说明，根据为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所全部接受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将A归入2940品目是有争议的、是不明确的！2、从纯粹的归类技术层面说，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

　　D公司据此办理了补税!2007年6月，D公司根据供应商要求开始在T市进口A产品，仍旧沿用了税号2936.2007年8月之后也并未更改!2008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第76号公告正式对外公布，明确A的商品税号为2940.同时明确决定在公布发布之日起执行!2008年11月初，D公司向T海关申报进口的A货物申报税号仍为2936.该批货物随即被T海关扣押！2009年1月5日，S海关（T海关的上级主管海关）以涉嫌构成公司走斯普通货物罪对D公司予以立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