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及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可以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而本案中的《归类问答》只是海关内部文件，并不是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出于上述的原因，海关总署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时废止了2003年第40号《关于解决因商品归类错误引起的减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的退、补税问题的公告》.

　　第二，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D公司不负有将其归入2940品目的法律义务.本案中A的“商品归类明确”是认定D公司是否走斯的一项前提!道理很简单，“归类不明”就是“法律法规不明”，在法律法规不明的情况下，海关也就欠缺执法依据.那么究竟应如何判定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A归类是否明确！1、从广泛存在的争议来看，A应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本案中D公司与P海关之间一波三折的归类争议的过程、中国各地海关对A归类不一的现象，以及D公司取得的国际权威化学专家意见、同行意见和荷兰海关签发的适用于整个欧盟的强制性命令等充分表明：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应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而D公司将此项产品归为2936品目已尽到了“合理谨慎”。

　　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刑事辩护包括哪些

　　一、案情简介D公司从2004年起进口A产品，归入税号2936，适用税率4%.2007年6月，D公司经P海关又进口A产品，申报税号仍为2936！但P海关认为其应被归入税号2938中，适用税率为6!5%！D公司提出异议，随后按6！5%税率支付保证金后提取货物。2007年7月，P海关电话通知D公司货代的报关代理：海关总署认为该票A产品应当归入税号2940，适用6%税率。目前《归类问答》已经出来了但不能发给D公司！